中国崛起策三十八：以全国统一的失业保险来抵御经济危机
作者：刘涛
一
面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山呼海啸之势，美欧日韩等经济体纷纷陷入经济危机，一些发展中国家和门槛国家则濒临国家破产的局面，在IMF援助计划上的国家名单越来越长。生活在全球化的世界，中国不可能置身事外，虽然中国相对来说情况不如其它国家那么严峻，但是中美经济共生的特质必将反映到以出口为导向的中国经济体。珠江三角洲和长江三角洲——中国经济奇迹的龙头，由于经济模式高度外生的特征，这些地区已经面临非常严峻的经济形势，一些纺织厂、服装厂和玩具厂纷纷倒闭，一些企业主带着欠薪离开中国，某些还是外商例如韩商，被拖欠工资的工人不仅无法索要回欠薪，而且基本的生存条件都面临威胁，社会紧张在珠三角和长三角已经初见端倪。可以预见的是，随着美欧经济衰退进一步加剧，国外的订单将大幅度减少，对于以外向型经济为主导的地区将面临非常严峻的形势。另外一方面，中国内需迟迟没有能够充分开发出来，从外向驱动型经济模式转型到内需驱动型模式，也需要相当一段时间。在可预见的2009的经济寒流袭来之前，在某些经济和社会危机可以被我们提前进行预测和发出预警之际，我们应该赶紧作好哪些最紧迫的工作？
在《中国崛起策三十七》中笔者已经详细介绍了建立全国统一的失业保险对于提升内需，保护弱势群体，维护社会安定团结和防范社会危机的根本重要意义，可以说，在特殊阶段，失业保险的重要性甚至超过了医疗保险和社会住房等攸关民生和内需的重大议题，是我们在接下来一到两年必须抓紧完成的重要任务。这里笔者提出一些具体建议。
1. 我国已经建立失业保险的基本制度框架，现在要紧的是建立法定的、强制的、义务参加的全国性失业保险制度，可以通过全国人民大会进行失业保险的全国立法以加强失业保险的法律权威。一旦通过立法建立法律规范，不参加失业保险的企业就是触犯我国法律，因此这将极大提高失业保险的权威性和严肃性，同时失业保险不再是地方法律和法规，而是全国性的法律，这样法律位阶的提高将极大促进失业保险在全国范围内迅速建立起来。
2. 法律必须通过我国立法机关的讨论和批准，而在社会保障领域，国务院也具有通过行政法规和条例的权限。因此在新的法律产生之前，我国可以参照国务院1998年已经通过的《失业保险条例》发出行政命令，规定在某个期限之前全国各种所以制企业，无论是何种形式，例如国有、集体、私营、乡镇、合资，外商独资等，也无论是何种规模的企业（包括各类大中小型企业），都无法回避我国已经通过的《失业保险条例》和《劳动合同法》，必须一视同仁地参加全国性失业保险，不能有任何例外和特权。凡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境上的所有企业，按法律规定向国家纳税的，都必须参加国家强制实施的失业保险，违反失业保险义务将受到法律制裁。
3. 根据新的截止日期，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任何雇员，凡是具有雇佣关系都必须签署劳动合同，都必须自动被纳入国家失业保险的劳动保护范围。任何就业人员都具有缴纳保费的义务，同时在符合失业金领取资格的条件下，享有领取失业保险金的权利。这样的权利是可诉的，是受正当司法程序保护的，当就业人员失业时，该项应得权利被拒绝支付的时候，必须受到我国司法制度的法律保护。
4 . 我国现行的失业保险制度中，失业保险的保费定在就业人员平均工资的3%左右，其中雇员支付1%，雇主支付2%，对比大多数工业化国家，我国的失业保险费率相较于我国国情基本比较合适。考虑到2009年世界经济危机和国内经济景气度的影响，特别是考虑到出口导向地区结构性失业将大幅度上涨的情况，有必要将现行费率略微上调，比如失业保险费率可以上调到3.5—4%，其中雇员支付1.5%，雇主支付2—2.5%。由于失业保险在理论上是针对每一个就业者都可能产生的风险进行的职业保护，因此适度微调雇员缴纳的保险费也是合理的。而我国的失业保险制度保费可以采取定期调节的机制，在经济不景气或是面临高失业率的时候，失业保险费率根据精算略微向上浮动，当经济进入新的景气循环的时候，失业保险费率向下浮动。
5. 我国现行失业保险制度与其它社会保险项目如养老保险一样，统筹水平非常低，这反映的是较低的防范风险的共同体和较低的共同抵御风险的能力。事实上，低统筹水平是与我国1990年经济放权和税收放权的模式相适应的，各地取得了社会保险费用在较低行政级别区域中操作运行的权力，这样社会保险的基本含义和基本防范风险的能力远远没有体现出来，各地千差万别的社会保障模式和原子化、碎片化的地方社保使得各个区域不愿与其它区域实现更高范围的基金共同调配和防御，这不仅削弱了我国社会保障的防御能力和团结能力，也削弱了民族国家的认同感和动员能力，造成了各个地方社保各自为政和地方保护主义，这对于建立全国大市场和劳动力在全国范围内的合理流动是非常不利的。一旦某位公民从甲省迁移到乙省工作，就立即面临社会保障制度在两地差别带来的巨大困境。因此低水平的统筹不仅不能实现全国范围内的风险防范，也不利于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建立和市场经济条件下人才的合理流动。
联想到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有效的行政动员力量，（尽管这样的行政力量最终严重扭曲了各种资源的合理配置、并扭曲了各种价格生产要素），在新中国成立初期，事实上我国就已经实现了某种程度上的社保全国统筹。根据当时的规定，各个企业的工会统一按照工人的收入收取社会保障费，其中70%用于本企业的社会福利支出，30%上缴全国总工会，由全国总工会在全国范围内实行社会保障资金的调配。这其实就是某种程度上的全国社会保护的统筹。今天由于社会保险的权限下放到地方微观层次，因而已经形成利益重重、各自为政的利益架构，各个地区都不原意将社保基金向上一级递解，因此有学者预测中国需要一个漫长的时代来实现社会保障的逐步向上提高统筹层次，从县到市、到省市自治区再向全国慢慢过渡，如果按照这样的速度的话，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打破地域和区域的分割，真正建立全国性的社会保障制度。
当前，失业保险的地位越来越重要，甚至关系到未来两年中国社会基本稳定和国家安全，时代呼唤强有力的改革措施，通过强有力的动员，在较短的时间内直接跳过从县到市、到省市自治区再到全国的缓慢过渡，直接实现全国范围内的失业保险统筹和社会保险统筹。时不我待，为了中国整体利益计，为了整个国家长治久安计，中国需要强有力的制度跟进，需要中央政府打破区域社保分割的坚定果敢，一举突破失业保险领域的重重利益分割局面和社保“散兵游勇”的局面，建立失业保险的全国统筹。失业保险的全国统筹完全可以采取这样的模式：因为各地社保机构是失业保险待遇直接支付者，因此地方社会保障部门可以按百分比保留大部分基金，其中一部分上缴中央社会保障部门（比如20%），通过全国各省市的按比例上缴中央劳动和社保部门，将积累庞大的全国统一调配基金，这样中央政府就具有了可观的力量对付区域严重经济危机和失业危机。
6. 实现了全国统筹、全国风险共济局面的失业保险，才真正具备了全国社保转移支付的能力，在丰年的时候（经济高速增长，失业率大幅度降低），失业保险基金可以得到充分的结余积累，在不景气的年份（遭遇经济危机，失业率大幅度上升），失业保险基金则会增加待遇支付，不同区域在面临结构性失业浪潮的时候（比如东北老工业区国有企业改制和当前珠江三角洲和长江三角洲面临世界经济危机冲击的时候），才有可能借助整个国家雄厚的力量和失业保险资金的全国性积累来抵御区域面临的困境和风险。如果真正能够做到全国各个企业全部被纳入社保体系，那么资金积累的总量是非常惊人的，即使在经济不景气的年份，不同区域因为产业结构不同以及积累能力的差别，也可以充分做到以有余补不足。如果真的遭遇到许多区域同时发生经济和失业危机、国家失业保险基金的支付出现困难时，那么国家可以动用财政收入再进行补差，以保国家稳定的大局。
7. 在新型的全国性的失业保险中，农民工最终取得了同城市就业人员平等的社会福利权和公民权，任何职业关系和雇佣关系都按照法定义务自动被纳入全国失业保险体系，因此按照户籍和身份不同来确定不同的社会保障制度的做法将得到彻底的纠正。农民工全面加入全国失业保险具有重要意义，不仅增缴了失业保险费用，而且也受到国家劳动用工法律的保护，以此可以为稳定农民工对未来的预期、保护农民工群体和福利起到重要促进作用。
8. 在面临世界经济危机的冲击时，珠江和长江三角洲将不可避免地面临大量工人失业的现象，而其中大多数人是进城务工人员。许多农民工在具有高度危险环境和低度社会保护的场所工作，大多数人薪水很低，而且没有任何社会保障，相当一部分群体甚至连劳动用工合同都没有，而且很多工厂长期欠薪不发。这是我们制度对于这部分社会群体——与我们具有完全相同公民权身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制度性亏欠，如今某些厂家倒闭，部分企业主一走了之。被欠薪的农民工是一个不幸的群体，当这个群体集体感觉到社会不公或是社会剥夺感的时候，成群结队的欠薪群体在大众集合和运动中就难免走向焦虑、绝望和愤怒，个别人群中间由于感到冤屈还容易产生反社会的心理，尤其是在汹涌的劳工人潮聚集讨薪时，社会中就会暗藏危机爆发的能量，民众的不满情绪就极有可能在大众运动中口耳相传，迅速扩散。对于这样的能量一定要善加疏导，小心预防，特别是找出事情根源。在大多数情况下，劳工结集并没有任何政治诉求，只是为了基本的生存，特别是为了个人的薪水和个人福利，我们的体制只有能够效疏通这样的社会情绪并提供制度化的解决方式，才能防止讨薪危机转化成为社会危机，甚至是政治危机。
在很多情况下，农民工集合讨薪的时候，一些县市政府为了保持稳定，由地方政府垫上薪水以求保得一方社会稳定。其实只要我们有了健全的失业保险制度，进城务工人员就不会产生绝望的被剥夺感，因为哪怕薪水未发或是业主溜走，只要按照法定程序能够申请到失业保险，民众就会有一种稳定的感觉和安全保障感，而这样的稳定和安全保障感只能通过国家的失业保险制度才能提供。如果民众按照法定渠道能够顺利得到一段时期的失业保险金的话，那么社会根本的稳定环境就创造出来了，因为大多数进城务工人员的愤怒和绝望无非是因为货币收入的突然中断而产生的不公正的感觉和强烈的不安全感，通过失业保险金以及随之而来的职业介绍所系统协助介绍工作，并通过国家的免费职业培训，都可以有效地提供公民的稳定感、安全感和对未来的期望和信任，从而有效地消除剥夺感，并协助农民工再度进入就业市场。
失业保险不仅提供社会保险的安全稳定，还为社会履行了稳定全局的功能，并最终可以通过广泛的再就业措施促进就业。
9. 由于大多数进城务工人员没有参加任何社会保障，甚至没有签署劳动合同，因此按照我国既有的《失业保险条例》以及国际惯例，失业的农民工将无法获得申请失业保险的资格，因为失业保险既然是保险，当然也必须强调“权利和义务对等”的原则，既然要获得这样的权利，就必须之前缴纳保费，我国的规定是参照的世界惯例，也就是必须至少缴纳保费一年才能获得申请失业保险的资格。其中缴纳一年到五年的，可获得失业保险金的最长期限为十二个月，缴纳保险费五到十年的，领取失业保险金期限最长的是十八个月，累计缴费十年以上的，则领取失业保险金最长的为二十四个月。本来我国的规定是基本到位和合理的，但是由于我们的制度一开始就没有给予社会保障以足够重视，尤其是制度安排中实质上是将农民工排除在外的，因此表面的公平实质上是不公平，我们的制度对进城务工人员有“初始亏欠”和起点不平等的问题。
在经济危机的大幅度冲击来临前我们正好可以扭转起点带来的不平等，扩大内需市场。笔者提倡一种“非雇员责任”的观点，这样的观点假定我国的法律是保障平等公民权的，由于种种原因我们的起点没有实现平等，那么我们现在就填平这样的赤字。笔者建议：在可能严重遭受世界经济危机冲击的地区如珠三角和长三角部分外向型经济城市，任何雇员无论有无缴纳保费，只要可以证明有用工关系至少达到一年，而现在因为非本人的原因面临失业的时候，均有资格申请失业保险金。
一般我国按照国际惯例规定，就业人员失业后必须持有劳动合同和解雇文书以及解除就业关系的证明，到地方社保机构申请失业保险金。而我国情况则相当复杂，一是某些从业人员有劳动合同，也有解聘文件的，在这种情况下无论过去是否缴纳保费，建议我国失业保险体系都给予失业保险金，以弥补过去制度缺乏带来的不平等和社会鸿沟；二是失业人员有劳动合同，但是由于企业主一走了之，无法开具解除劳动关系的证明，这样的情况下当地社会保险机构可以经由专门经办人员核实企业是否已经倒闭，如果一切属实，那么失业人员也可以获得失业保险金；三是工人从开始就业就未签署劳动合同，但是现在被解职，具有解除劳动关系文件，那么只要工厂还在，可以要求工厂出具证明工作的起始时间，地方社保机构可以通过核实相应发放失业保险金；第四种情况最棘手，工人从开始工作就没有签署劳动合同，现在工厂倒闭，企业主已经“消失”，在这样的情况下，可以考虑由两名同事进行证明，并在公证处公证，负有法律责任，主要是证明工作的开始时间，而企业的倒闭则可以由社保机构自行核实。
总之由于中国制度起点的“自由”和随意的特征，造成了今天具体情况的高度复杂。由于我们过去制度亏欠进城务工这个庞大的社会群体太多，由于制度性的排斥造成了制度性的不平等，今天在危机来临时我们也只有通过制度性的补偿来解除危机，填平鸿沟，因此特殊阶段实施特殊政策，特事特办，在特定阶段放宽失业保险金的给付，把雇员没有参加社会保障的责任不单单看成是雇员的责任，而是社会整体的责任和国家法治规范和监管的缺失。因此在这样的情况下，只要雇佣关系超过一年，而非本人意愿而被解雇，均获得失业保险金的资格。随着中国社会保障法治化和制度化的进程，这样的特殊制度终究会消失。而今天实施这样的制度，并不是一种恩赐，而是一种“应得权利补偿”，今天的中国日益依赖八亿农民和一亿五千万农民工的消费，他们生活拮据困顿，中国就难以摆脱内需危机，援助他们不仅是应该的，更是整体中国崛起的关键性因素。
10. 我国可以模仿德国建立起多支柱保护弱势群体的体系，也分为失业保险金、失业救济金和社会救济金三阶段。在就业人员失业后，符合领取资格条件者按月领取较高给付水平的失业保险金，失业保险金终止后，领取水平略微降低的失业救济金，在领取失业救济金阶段，社保机构和社会职业救助中心提供广泛的职业训练和再就业培训，如果依然没有找到工作，最终领取最低标准、但是必须保障居民最基本、符合人道尊严和人格尊严的社会救济金。我国目前在城市和农村已经广泛建立起来的低保制度，基本已经担当了社会救济金的功能，但前面两大功能还相当薄弱。
11. 在1990年代国有企业改制的阶段，地方政府都非常积极投入转岗培训和再就业服务之中，那是因为国有企业的改制关系到大量国企职工的生存，也关系到社会基本稳定，因此政府较为重视。而这次经济危机来临之前，大量的失业人员都不是有城市户口的城市职工，而是以农民工为主，因此在管理上往往不属于地方政府核心任务，加上农民工流动的特性，使得地方政府恐怕没有那么大的热情投入到农民工的社会福利之中去。因此我建议将保护农民工，提升他们的生活、福利和社会保障，特别是保护他们进入再就业领域，采取广泛的农民工就业培训措施等均列入对地方政府政绩的考核之中。只有这样，农民工的福利才不会在经济寒流袭来之前遭到严重折损，从而带来损害中国经济整体消费需求的不良后果。
12. 考虑到许多企业依然是以出口导向为基础的，短时间内由劳动密集型产业转型到高附加值和高技术含量的产品也不太可能，许多企业的确在生死线上挣扎。这里就产生了一个结构性矛盾，为了提升内需，保持良性健康的可持续发展，就必须提高工人的工资和社会福利，但是社会保障费用的增加在短时期内又会加重许多出口导向型企业的负担。因此在特殊的转型阶段可以考虑兼顾民众和企业的措施，既要坚定不移地走转型之路，提高国内需求和社会福利，同时对困难企业进行免税和优惠等措施，对于过去没有参加社会保险或是拖欠社会保险费用的企业在新时代虽然要依法严格监管，但同时可以考虑发放给企业特殊低息贷款，使得企业可以渡过难关，，同时严格按照法律缴纳社保费用，等到经济景气循环和大经济环境发生根本变化后，再实行分期还贷。
13. 建议在特殊的发展阶段——世界经济危机、美国需求下降和中国艰难转型的时期，国家运用庞大的财政收入建立专项的、针对出口导向地区的特殊基金和特别贷款基金，对于地方政府、地方企业和地方社会保险的缺口由国家的宏观财政支持来缓解某些受到经济危机严重影响地区的困境，中央政府的强势介入是帮助地方解困，实现经济逐步转型的关键，中央的转移支付是为了保住中国经济奇迹的发源地，促进这些地区向更高产业链条的迈进。
14. 国家实现更加科学的数字化管理，对全国失业人数和各地区失业人数进行分门别类地科学估算和预测，并且发布每年和每季度的失业人数估算，不仅仅是在国家社保机构进行正式登记的人群进行统计，更应该将广大进城务工群体纳入统计范围，也就是学者估算的隐性失业也必须体现到科学的数目字管理之中。在科学统计、预测和科学数据的基础之上实现科学的评估，能够根据经济景气指数预测失业人数可能发生的变化，能够根据各地不同的产业结构和世界经济发展形势对失业进行比较准确的预测，从而达到科学管理的目的。现在的问题是学者无法得到准确的数据，国家统计局也无法提供完全准确的失业统计和隐性失业的数据，缺乏这样的科学数据，很多情况下就像是“瞎子摸象”，各说各话，要实现可控制管理和科学预测相当困难。国家应该进一步放开对失业的统计和研究，这里并不存在着什么秘密，而是一种公开化的量化研究和科学管理，数据越清晰，情况越清楚，我国各式各样的研究队伍就越有能力进行跨学科的研究和合作，将失业问题研究透彻，并可以对国家提供有效建言，以保国家长治久安。
15. 国家采取危机预警机制和危机调控机制，对于可能出现的经济形势的变化带来的就业形势的变化，从而可能诱发哪些社会危机甚至是政治危机进行中长期的研究和预测，同时采取相应的措施防范社会危机的发生，或是制定详细计划应对可能出现的社会危机，广泛进行实际调查，广泛进行抽样访谈，广泛在社会各个阶层了解民意民情走向，广泛进行对社会形势走向的推演和演绎，从而制定社会综合治理和危机防范措施。比如世界众多经济预测机构都预测明年是全球经济衰退的一年，这对我国经济景气以及就业形势和失业形势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明年是建国六十周年，距离1989也已经有二十年，失业率的激增会产生什么样的社会情绪和社会波动？是否会有不同的意识形态团体利用中国的危机期，来达到或极左、或极右的一些目的，从而导引失业危机和经济危机转化成一场政治危机？是否有不同的意识形态团体会利用这样的局面，来实行对民意的利用和煽动从而达到民粹主义的目的或是危及中国当前的宪政结构体制？如果存在这样危机的可能性，为中国改革开放计，为民族复兴大业计，为中国崛起的事业计，我们该怎样来防范可能会产生的社会危机？我们该怎样的理性通过制度建设来消弭各种影响安定团结的、来自极左或极右的不利因素？中国理性的知识分子应该一起思考，一起冷静的进行考察，同时决策者应该树立危机意识，防患于未然，为改革开放和中国崛起这艘巨轮保好驾、护好航。
16.特殊阶段放宽失业保险金的措施可以先从经济危机比较严重的珠江三角洲和长江三角洲受打击最重的城市开始实施，然后以点到面的扩展到其它各省市。我国失业保险和社会保障工作人员应该根据农民工流动的特性探索制度创新，如何在人口流动较高的情况下转移原有的社会关系和积累起来的社会保险资格权益，保证农民工在跨省市流动的情况下依然能够取得之前已经积累的福利待遇。
通过以上分析探讨了失业保险对于未来中国崛起大业的深远意义，有些事情急不得，需要渐进，比如政治体制改革和金融体制改革，千万不能突进，在很多复杂的社会变量和很多难以预测的风险因素没有完全通盘考虑清楚的时候，我们只能一步步来；而有的领域则是慢不得，比如失业保险和其它社会保障领域，比如法治国家的进程和宪政建设，我们丝毫不能松懈，必须抓紧时间完成时代赋予我们的任务。
二
1929到1934年资本主义世界经历一场空前经济危机的时候，由于奉行自由主义和国家绝对不干预的教条，主要西方国家先后错失了国家进行必要救助和干预的良机，让危机升级到无法控制的地步。资本主义世界在更新中探索出扩大社会福利、扩大国家干预和扩大国家公共支出和货币供给量的新政。人们慢慢认识到单纯依靠自由市场是不足的，国家在必要的时候必须进行大规模的救助和干预。坐视人们失业、饥饿和死亡是错误的，这不仅消磨着人们对一个制度的信心和合法信念，更使得资本主义的存在面临合法性危机。慢慢人们认识到了，通过国家救助挽救穷人就是在挽救一个制度，就是在挽救一整套体系和信念。是的，我们离不开市场经济，但是我们需要人性化的市场经济，需要有道德的市场经济，需要关怀穷人的市场经济。罗斯福新政开启了资本主义一个新纪元，也开启了一个伟大的时代，凯恩斯的国家介入思想开始成为新的信念。
在1929年到1934年这个关键历史阶段，我们容易忽视两个国家完全不同的发展对于我们今天的充分启示，这就是德国和英国。在两国面临空前的经济危机和失业狂潮的时候，德国——这个历史上开启社会保障制度先河的国家退却了，国家害怕失业浪潮，国家害怕承担自己的责任和重担，在一个关键的时刻，一个年轻的民主政体——魏玛共和国犯了一个关键的历史性错误，国家退却了，制度退却了，国家极力将失业保险的责任推卸到联邦各州，各州又继续下推到各市县和社区中去，导致失业保险体制严重倒退，各个地方政府财政严重入不敷出，失业大军汹涌成潮流，严重危害了社会稳定，最后是导致了极端民族主义的“国家社会主义政党”——纳粹党上台，而纳粹党一个动人的民粹主义的口号恰恰是——消灭失业。而另外一个一向以“自由主义”和国家不干预而著称的盎格鲁•撒克逊文化的代表国家——英国，则反其道而行之，大量扩张了中央政府的权力和调控能力，将本来是散乱的、地区化的失业保险制度建立成为一个全国的失业保险制度，国家不仅没有在失业浪潮前怯阵败退，反而是迎难而上，加强中央政府管理的效能，扩大国家管理和调控危机的能力，尤为重要的是英国的国家力量在关键的历史阶段进行了关键的强势转变，国家一举将失业保险变成一种覆盖全体国民的全国性制度，国家承担起了巨大的责任和重担，却帮助这个岛国顺利渡过了经济危机最艰难的时期，迎来了经济的复兴。两个不同的欧洲国家，两种不同的路径选择，产生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民族命运。
熟悉那段欧洲历史的民众会了解到，当时的德国和英国都是西方定义的民主政体，但魏玛共和国是一个国家动员力量弱小以及国家制度功能不断削弱的国家，而英国虽然是一个传统的民主国家，但是当时的政府在采取全国性的失业保险制度时却是力排众议，采取的近乎是一种威权体制的、强有力的动员模式。一个是民主的，但却是低效的，弱功能的，政府效能低下的，一个也是民主的，但在关键时候却采取威权的手段建立起统一的保险制度，这本身就值得我们深思。
今天的中国吸取众多的历史教训，我们应该在关键的历史阶段完成关键的历史任务，提高国家的效能和动员力量，完成失业保险和社会保障的全面建立这一重要历史任务，这里我们需要的是科学决策之后的强有力的决断和迈进，这当然不是“专制”，而是一种现代化初期经过科学探讨后、在法治基础上的强有力的行政动员。我们不需要的则是：再花一百年来讨论是否需要失业保险，是否需要全国性的社会保障，那样我们就会失去太多太多。科学和法治契约后是行政的有效性和决断性，是中央政府的果断措施，而魏玛式的民主再动听，都不能解决实际问题，反而是孱弱无能的弱政府和弱中央无法有效管理社会，最终放出了一个可怕的魔鬼，将德意志推进了深渊，历史经验值得我们深思！
刘涛 于德国比勒菲尔德2008年11月23日
另外，再推荐一个系列帖子，对国际格局和时事的分析很有独到之处，特别是经济危机中的各方角力。而且对危机中的很多预言都一一应验：http://cache.tianya.cn/publicforum/content/worldlook/1/186465.shtml
多谢，发现大家介绍的文章都非常精彩，希望延续阅微堂的传统，大家多多互相介绍文献。
真的很抱歉，我最近很想写东西，但是要交一篇稿件，可以说是非常着急，因此很难抽出时间。看到孤舟的留言，我真觉得汗颜。我会尽量争取近期发表文章的，不要再让大家失望。
呵呵，学校网络有阵子不知道怎么搞的，总是登陆不上阅微堂，好久没来了，一下子更新了这么多。
http://www.tianya.cn/publicforum/content/worldlook/1/206198.shtml
这是上面提到的美国系列帖子中的62、63两期内容。本来这个帖子是讲时事的。但在62、63期里针对中国经济在全球化背景下的产业结构提出的观点相当值得重视。对一直以来为人所批驳的外向型经济和低端产业现状给予了更理性的剖析。全文站到很高的层面来看待问题，并且第一次让我实实在在的感受到了中国在制度上的优势（以前总说集中力量办大事之类的是优势，这个秦始皇时候就可以了，根本算不上）。文中的内容已经涉及到了比较深入的社会学理论，因此特别推荐到阅微堂。尤其希望刘先生能抽空看一看，并给予更为专业的解读。
由于最近忙于发表学术文章和论文写作，时间太忙，网络写作必须得暂时放一下。初步考虑是准备写一部中国崛起策的续篇，也包含与崛起策同样的长度，将吸收几种不同的理论思想资源，其中包含卢曼的系统理论，但是也包含其他思想资源特别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思想资源。该序列的题目待定。我虽然内心已经有倾向，但是还需要征求网友的意见。发表开始日期可能是今年４月，该新序列会结合世界变局的全新历史形式，探讨中国吸收西方现代化理论资源，综合中国文化灵魂后引领２１世纪人类文明发展的战略轨迹。
没看得太明白。《续篇》的内容到底是什么呢？是策I的国际为主，以专题为单位来写。还是策II的国内为主，构建完整的理论体系？如果更多的是构建适合中国的社会学理论体系。建议在崛起策II的基础上继续写。不然给人感觉II有始无终。而且II只写了3章，船小好掉头。而且，看样子卢曼的系统理论也是《续篇》里的重要内容之一。策II的前三章应该还是用得上的。
孤舟你好，我的意思是写一部新的网络书籍，题目将不再是中国崛起策，而必须反映出大时代变局的序曲和世界新棋局的新时代特征，卢曼的理论资源将是重要的理论基础，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带有崛起策II延续的功能。但不同的是，将吸收更多的思想和理论资源，包括哈贝马斯，马克思等，同时还将吸收部分当代中国思想学家的理论资源以及中国春秋战国时代的文化资源（主要是法家）等。我力求通过这部创作将自己留德十年的全部思考进行总体盘点，然后推出这个新系列，将力求从宏观整体的战略上为中国未来１５年世界强国之路提出策略。由于吸收的资源更多，而且中国面临着转型发展的全新局面，因此题目将得到改变，而且一定要反映出中国复兴中中国文化的精神灵魂特征。
这部新作长度与崛起策相当。是十年学习生涯即将结束的整体总结，希望能够用所学的报效国家。
刘先生的报国之心令人景仰。这也是大家能团结在先生周围的重要原因。回到先生的新作构思上来。“力求从宏观整体的战略上为中国未来１５年世界强国之路提出策略”，这句话，似乎概括了先生新作的主要内容。单从这句话来看，依然是探讨中国崛起的策略问题。称之为《中国崛起策》并无不妥。另一方面《中国崛起策》已经是一面旗帜，已经形成了一定的沉淀和凝聚力。如果没有万不得已的原因，不宜另起炉灶。第三，《策II》如此夭折，也会有一定的负面影响。如果先生要完全重新构思，不妨将策II前三篇作废，仍以《中国崛起策II》为题重写。不了解先生新作欲定的题目和具体的衔接构思，以上建议仅供参考。
另，自从先生嘱咐孤舟就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对当代中国的影响进行一些探索以来，一直在做这方面的准备。略有所得。将随着先生的新作在讨论中予以阐述。个人觉得，就法家思想来说，一方面中国历史上的主要思想架构都是内法外儒。法家思想的确对中国的制度和历史影响深远。另一方面，法家思想似乎又并不是中国传统文化和思想中的优势所在（相对西方文化而言）。中华文化独有的特征，更多的体现在儒（含经学、理学、心学）、道、释、墨诸家之中。西方文明和制度也有其独特和优越之处。总体呈现出发于微观而止于宏观自下而上的现实主义精神。例如社会制度的建立就是从每个个体的人性出发推演出整个社会的共性。例如经济模式也是从每个个体的行为出发推演出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甚至科学探索也是基于一个个具体示例的分析而总结出整体的规律。中国文化却截然不同。他往往是从宏观入手，寻求一种终极的“道”，又反过来用“道”来解释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一切，当理论和现实发生矛盾时，再对理论进行调整来适应。是一种自上而下的文化。目前网上常见的所谓精英和愤青关于国家利益和个体自由之争。其根本上东方“先国后家最后人”和西方“先人后家最后国”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文化心理差别所导致。因此西方文化是不断探索的文化，东方文化是不断完善的文化。西方文化的合理性在于有微观性为基石。任何宏观都是由微观组成，因此西方文化的基础非常牢靠。东方文化的特征在于能在大尺度上宏观把控国家和人类发展的脉络，因此更容易有正确的方向性。一个很简单的例子。人类对环境的影响，从西方文化中很难找到有效的防控理论。科学家们唯一能做的就是推导出人类过度开发会产生的后果等等。但西方文化整体上就是尊重个人选择的。个人选择注定不可能使人类在整体上看到足够长远。这也就是美国为什么始终不在《东京议定书》上签字的根本原因。然而对于中国文化来说。天人合一，和谐共生，道法自然等思想基础可以从根本上纠正人类的错误选择。由大即小而不是由小及大的文化特征，也是“社会主义”这种国家强势制度能够在中国顺利实施的根本原因。个人认为，一个以西方文化为制度基础，以东方文化为意识形态的社会将拥有强大的生命力。而且会是人类社会未来的发展方向。而这两方面的结合，将是我们这个世纪东、西方知识分子的重要使命。
嗯……“以西方文化为制度基础，以东方文化为意识形态”这个说法值得商榷，我的本意是以西方文化为底层基础，发挥其在制度构建方面的优势，但并不是说东方文化对于制度构建不发挥作用。中国非常需要制度创新，全盘西化无疑是不可取的。同样在意识形态方面东方文化中相对缺乏对人性的足够尊重，缺乏自由精神，缺乏对社会公平正义重要性的认知，等级观念过于强烈等等，也是需要从西方文化中吸收滋养的。
转贴《大转折——中国的对策与未来》中的几段话：
“西方经济学早期主要关心的是微观经济问题。至于宏观问题，他们相信“供给会自动的创造需求”，同时市场会通过“看不见的手”自动调节，所以用不着操心。西元1929到1933年大危机之后宏观经济学获得了巨大发展，因为严重的经济危机迫使经济学家们更重视宏观问题。”
“回顾上一次大萧条给经济学带来的变化，我们不难预见这次金融危机将给未来经济学带来一场怎样的革命。那就是经济学的研究范围将不仅要关心如何熨平经济周期，还要去关心如何熨平兴衰周期。经济体系肯定没有这个能力，一国的衰落必然会导致经济衰退或发展受阻。依靠政治恐怕也做不到这一点，兴衰周期一般都伴随着政治上的一些变化，政治家能够独善其身都是很难做到的事情。在整个社会的范围内找来找去，能够熨平兴衰周期的，就只有文化了。”
“这种能够熨平兴衰周期的经济学什么样子呢？西方经济学家肯定不知道，因为西方文明不具备熨平兴衰周期的能力。能够熨平兴衰周期的，只有中国文明。中国文明不仅是唯一历经五千年没有中断的文明，也是唯一能够在每次衰落后不断走向辉煌的文明。”
“当经济学停留于社会的生产消费就业货币等话题时，以笔者看这只是狭义的经济学。应当说西方经济学两百年来经历了从微观到宏观的过程，其视野和关注范围已经大大拓宽，但是这还仅仅是狭义的经济学。当经济学开始关心如何熨平一个国家的兴衰周期的时候，就是真正的广义经济学了。此时狭义的经济学、政治学、历史学、军事学、伦理学等等一切，全部成为经济学的组成部分。不过此时的经济一词已经不是现代汉语中的经济了，而是古汉语所讲的经济——经世济民的学问。”
这几篇留言都很深刻，要好好拜读才能参加讨论。感谢孤舟依然记得过去的承诺，内心觉得非常感动。
就孤舟的建议还是要谈谈我对下面写作的思路。
一是世界金融危机后新的变局让我们进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新战国时代，旧的体系和信仰已经崩塌了，世界处于迷惘的阶段，这时候中国需要站得高、看得远，决不可被一时的金融危机遮蔽其远大的视野，从这个角度来说中国需要逐步调整其单纯“追赶”西方的心态，而需更加自信的提升世界文明。
二由此而言，单纯的“崛起”思维是中国发展和追赶西方特定阶段必须经历的，但是随着世界大历史的延伸，“崛起”的概念越来越难以全面涵盖一个新的宏观视野。事实上，中国越来越自信，中国民众越来越自信。中国的未来，当然需要崛起，当然需要复兴，但是更需要新的来自文化内部的现代化更新力量，需要民族的新生。
三旧秩序崩塌后的世界已经进入后美国时代，各种制度和思想将进入相互学习和角逐、不断改革更新以便站在更高起点的阶段。中国单向学习西方的时代已告终结，西方也将学习中国制度中合理的部分。在新历史时代，中国文化，中国文明的精髓对于迷惘的世界来说，必将提供新的视觉和视野。
四 中国依然会虚心学习西方，但是心态已经改变，这将是一种海纳百川的学习，这将是内部优秀文明综合西方社会文明成果后的学习。“崛起”越来越难以概括这个新时代的特色以及我们面临的全新局面。
相信读者在读到新的序列后，一定会明白更改题目并非是一时心血来潮，而是文章赋予了新的生命和新的意含。文章序列都是有其灵魂的，新论题必将反映出与过去的承接关系，但是也将反映出巨大的思维更新。
这是我个人的看法，希望继续征求大家的意见。
看了先生的留言。也仔细的思考了一下。再提出以下意见供参考：
1.因“崛起”内涵的局限性而改变文章的题目和定位，这个是值得考虑的。金融经济危机的确给整个世界格局甚至人类文明进程带来了巨大的影响。以更加宏观，更加面向未来的视野来看待当下中国值得肯定和期待的。
2.如先生曾言：从俯视西方到仰视西方到平视西方。这是中国人心理变化的一个必然过程。是重树民族自信的必然结果。
3.先生新作和崛起策内容上仍然有较高的相关性。《崛起策》的废止仍然是有一定损失的，这个先生要清楚。就象企业好容易树立起来的品牌，虽然新的品牌有诸多“正确”的地方，却也未必值得改变。当然，也并不是说一定不能改。只不过这里需要斟酌一下得失。
4.对于文章的受众来讲，“平视”西方，大家是否已经作好了准备？虽然国人的自信在逐渐增强，但目前中国依然处于仰视的阶段。只不过仰角在下倾，从90度到45度到30度越来越小。回想古今中外成大事者，都是因为看清了一个“势”，顺“势”而为，则事半功倍。孔子曰，未及言之而言谓之躁，及言之而不言谓之隐。先生文章的题目和构思、内容宜在此处多加考量。先生的《中国崛起策》初作时，恕我直言，题目取得并不好。因为当时中国崛起谈得很多，国人看到“崛起”二字时已经有厌倦感。甚至官方态度也已经由“和平崛起”变为“和平发展”。若不是《崛起策》的内容视野宏大，视角独特，专业性极高，号召力极强，是不太容易把大家凝聚在一起的。因此新作如果要更改题目，应该能让人眼前一亮，但又跳起来够得着。
5.总的来说，我觉得新作新题是可以考虑的。不过改不改，如何改要思虑清楚。
另，为了配合先生的新作。我将在我的博客上陆续发表一些对中华传统文化和思想的总结。可能还很肤浅，但或许可以提供些简单的参考。由于很多都是单纯的说中华文化的，不方便作为“建言”发到阅微堂，所以只发在博客里。当然，我也会尽可能结合当代中国的发展提供一些“建言”。
孤舟你好，仔细读过你的建议，感谢你对崛起策系列的厚爱，也感谢你一片热忱，我曾经跟朋友谈到，崛起策的一半生命在之后的评论。看了你的留言后最想说的还是感谢。
正如你所分析的一样，非常全面到位，改变题目的确是有利有弊，的确需要慎重思考。但是我考虑到时代不同了，时局发生了重大变化，处在这样一个纷乱变局的新战国时代，必须敢于求新，锐意创新，才能跟上时代的步伐，去把握中国和世界的新趋势。我非常欣赏法家的“变通”，“变法”和“变革”的思想，世易时移，必须有新的符合时代特征并能够振奋人心的策略出来，才能深刻把握世界的转变。所以总体而言，我还是倾向于一个全新的开始。
我的打算是：现在尽一切力量赶快完成我的学业和学术发表，这样在留学生涯结束期间以及找工作的这段时间中，大概会有半年的的过渡时期，我希望集中力量在这段时间完成这部新系列。我说过，这将是对十年留学生涯思想最终的总结。力求不间断的将这个系列完成。可能开始的时间是今年四月或五月，长度大致相当于崛起策的长度。
非常非常期待，中华传统文化和西方的社会政治理论将在新作中占有同等重要的位置，因此对中华传统文化的总结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希望你也能够将这个工作持续的完成下去。阅微堂不是我的博客，而是张志强先生的博客，我很希望你的文章能在这里发表，建议你直接跟张先生联系，看看他的看法和安排。如果我们的作品能够平行同时发表，那样真的很好。
学业第一。同时期待先生的新作。
我将要写的内容可能比较零散，类似随笔，也不成体系。不适合作为正文发表。写在博客上更合适些。每有所作，都会将链接贴到这里。作为先生新作的一个参考素材。
我的考虑是这样的。以前创作崛起策最具有连续性的时期，是我念完硕士开始博士学习的阶段，因为时间相对轻松，创作可以持续不断，与网友的联系也不至于中断。后来博士论文进入中期，各种会议或是发表等，我的感觉是处于两个不同的功能系统（科学和社会责任）之间，觉得有点难以应付和协调。
现在集中精力完成自己的学业，也对自己有一个交待。然后在论文交付后，距离论文答辩和就业机会寻找之间还会有半年的空余时间，这将成为新系列写作的最佳机会。我将力争如同写崛起策１到２５那段时间一样，集中精力完成新作，同时不间断地与网友实现互动。
支持，希望能早日拜读先生的高作！！！
多谢Xiaodai，由于深深感觉到不能同时做好两件不同的事情，现在采取一心一意完成一件事情的方式，因此新作品的完成将是持续性的。
http://www.tianya.cn/publicforum/content/worldlook/1/206198.shtml
推荐大家看看这个帖子，醍醐灌顶。其中关于全球化背景下的产业结构和国家制度的分析尤其希望刘先生能给予较为专业的解读。
已经开始写相关文章了。我的拙作：沟通东方与西方——谈谈墨家思想 欢迎大家批评指正。
真是一篇很好的文章，我不仅读了，还打印出来带回家中保存，同时向朋友们介绍。文章非常信服的解释了中华文化中的一个支流－墨家思想对于认识当代社会个体和集体关系，特别是探索新型社会契约的重要意义。其实我们吸收了西方自启蒙时代以来个性自由和个性解放的观点，这样的哲学思维对于建立现代法治观念和平权观念无疑具有正面作用。但是过于张扬个性，过于强调个体价值观，而完全否定社会整体之存在和集体主义的意义，确实是西方文化陷入困境并越走越窄的原因。
而西方文化固有的优越感和傲慢使他们失去了文化反省能力和借鉴其他文化的能力，逐渐出现社会危机深化和人民心态保守“固化”的状态。而今天读到墨家的思想，对于过度张扬个人主义和否定社会团结的西方社会来说，应该说我们看到了用东方文化矫正西方文化，用东方哲学综合西方哲学的可能性。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两千年前沉寂已久的墨家思想对于今天的中国和世界来说都是具有重要认识论作用的。
墨家在战国后期逐渐走向衰落，成为民间游侠，汉代大统后则被禁止，逐渐消失在中华大地上，却跨国影响了日本的武士道的形成。墨家的组织形式也非常有趣，很像今天的非政府组织NGO。对于墨家深入的研究和探讨必将对我们细致了解先秦时代开启新的认识路径。
LiuTao这里对墨家的注释有些问题。
墨家在战国后期，并不是走向了没落。例如在韩非的显学开章第一句就是：世之显学，儒墨也。儒之所至，孔子也；墨之所至，墨翟也。由此可见，在战国后期，墨家思想的影响是非常广泛的。到秦始皇焚书坑儒，墨家和儒家都逐渐衰败下去了。不同的是，儒家在西汉得到了复兴，而墨家则一蹶不振。正所谓的“犷秦隐儒，墨学亦微，至西汉儒复兴，而墨竟绝。”
墨家没有复兴，我认为某种程度上是由于它自身的原因。根据史书中的记载，墨者大多具有罕见的自我牺牲精神，而且墨者自身有一套严密的、准军事的组织结构。相对君权时代的世俗之法，墨子之法对墨者甚至有更大的约束力。这样的学术思想，对任何一个统治者，都是难以容忍的。而且如墨子所说的‘兼爱’，主张‘爱无差等’，相比之下，儒家所说的‘老吾老及人之老’则更容易为人所接受。
墨子在近代又开始为人们所注意，我认为，一方面如孤舟所言，他所主张的无差等的‘兼爱’和西方的‘博爱’类似，另一个重要原因是‘非儒’。如孤舟文章中的‘夫爱人者，人必从而爱之’实际就是‘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的中国版。至于如孤舟所说，墨家对个体和集体之间的联系，是中国集体主义思想的一个重要来源。对这点我很想听到孤舟进一步的展开。正如大家所知道的，个体和集体的关系，是中西方无论是在哲学思想上、还是日常生活中都有着根本的差异。
大伟好，又看到你的言论真高兴。大伟对墨学式微的原因分析是对的，历史事件和社会环境，决定了墨学无法成为过去2000年的“当代之学”，反而在现代社会体现出了新的活力。
关于集体主义这一点，我也想再多说两句：
1.墨家思想中的集体主义倾向被很多人认识到。例如胡适晚期，尊老敬孔贬墨。他说，老子是无政府主义，最高；孔子是个人主义，其次；墨子是集体主义，最下。胡星斗在《文革学研究——文革与诸子百家》中说：毛泽东的思想主要是墨家思想。墨子及后期墨家的小农反剥削、反享受……殉道精神（为领袖献身）以及集体主义……平均主义、平民主义……等与毛泽东的主张何其相似！
2.墨家的集体主义思想，其理论依据是“人与我同出于兼”。是将族群、国家、甚至人类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的结果。个体在整体之中，只有整体获益，个体才能获益。在我文中对此已有描述。有意思的是：西方人的思维是“小河有水大河满”，而中国人的思维是“锅里有了才有碗里的”。这两种思维并没有明显的对错之分。只是看待问题的角度不同。西方思维容易出现的问题是小河虽治理得好，却不能防范大河的洪水泛滥。东方思维的问题是，容易“吃着碗里，看着锅里”，总希望从锅里多捞一点到自己碗里。因此，只有综合二者，对人类自身进行全新的认识，才能看清社会发展的方向。从东方的西方，再回到东西方并举，这正是黑格尔辩证法正——反——合的思想。
3.文中说过，墨家的集体主义思想来源于人类作为群居动物的天性。在漫长的原始社会，在没有剩余物资可以分配的年代。集体主义是人类的不二选择，那时没有任何人会问我们为什么要奉行集体主义。因为否定的答案就意味着死亡。虽然在随后的数千年里，人类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人类的社会性却在随着交流和协作的深化愈来愈强。而人类不加节制的破坏力却越来越对整个人类的生存造成了威胁。在这种环境下，集体主义的回归将是势所必然。
4.群居动物的天性在西方世界里发展成了制度化和社会分工，我们必须承认的是这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提高了人类社会的创造力和发展速度。但也走向了以自我为中心的个人主义和短视的歧途当中。一个可以高速前进但却没有方向盘、刹车和润滑油的汽车是极度危险的。在这里，我们再次感受到东西方文化结合的重要性。
5.墨家思想的精髓之处，正是在于找到了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的结合点——“交相利”。个人主义是人类另一个天性“逐利”的产物。“交相利”实际上实现了人类在更高级别的逐利。人类社会发展到今天，个体的力量已经发挥到了极致。要进入一个全新的时代，就必须深刻认识到整个人类社会只有“交相利”才能进一步发展。只有当“交相利”成为人类逐利共识的时候，人们才能在环境污染、资源过度开发、核武器等影响人类生存的终极问题上达成谅解和一致。这不是一种道德感召，而是人类面临生存威胁时的根本解决之道。也是在个性解放之后，促进人类大发展的又一契机。谁能抓住它，谁就将在下一回合的竞争中胜出——也许下一回合，竞争这个词本身已不再是主流。福利社会的建立，本身就是“交相利”的典型应用，已经使人类社会向前迈进了一大步。但它仍然是建立在西方“制度＋自利”的思维模式之下。我个人认为，未来的主流社会形态将是在西方制度化基础上融合东方互利仁爱思想的全新社会。
6.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发展的必然结果是“尚同”和“尚异”。尚同是《墨子》中的另一个重要思想。是从下到上逐级看齐的国家秩序构建方式。这里并不想深入分析墨家思想中的“尚同”而是从整个中华文明的发展来看，“尚同”在中国有着很强的社会基础。中国历史上有“非我族类，其心必异”之说。中国这个概念，本身就不是一个地理概念也不是一个血统概念，甚至不完全是民族的概念。而是一个文化概念。孔子说：“夷狄用诸夏礼则诸夏之”。言语行为服装等是我们文明自我认知的依据。正是这种“尚同”的特点，使中华文化有了坚强的韧性，并延续了5000年。不管是元蒙还是满清，都不能将其灭绝。我们可以给这种文化安上各种保守、压制人性的帽子。但中华文明始终是“尚同”的文明。我们在提倡解放人性的同时，要记住我们必须保有一条“尚同”的底线。
看到了大家的讨论，孤舟新的总结真好，希望能够整合到同一篇关于墨家思想的文章里，这样有利于更好地保存。
先生对拙文的归纳非常精准，也让我感觉达到了预期的效果。我对墨家思想的理解其实还很肤浅，其内涵的发掘还需要很多人共同努力。
我的整个系列文章主要集中在东西方思想内核中的不同之处，特别是对于纠偏以西方文化为主流的现代思想有特别参考价值的方面。并不求面面俱到。中国现在很需要建立起符合中国特色而又能领导世界潮流的新的核心价值观和社会理论体系。我这一系列文章的目的主要是为了给先生新作“建言”。由于自身的局限性，我只能期待通过给先生提供略微的参考，稍尽自己作为中国人的“匹夫”之责。
顺便预告一下，下一篇文章将是“道家思想”。
期待孤舟一集集写下去，关于每一种思想流派还可以深入，先期待读到你关于道家的阐释。鉴于我开始新作还有相当一段时间，这段时间正好可以让网友阅读到你写的专题，多谢了！
我本人对传统文化的理解的确是很不足的，因为它太博大精深了。我希望能大致对各家思想都有一个初步的归纳，权作抛砖引玉，引发更精彩的讨论。
最近读了一些关于Max Weber写的关于中国人宗教世界的文章，其中就详细论及中国的儒教和道教。算是为孤舟接下来要发表的关于道家文章的思想准备吧。期待孤舟能够以一个系列将中国文化和当代社会思潮进行讨论。
的确有写一个系列随笔的打算。但越写就越发现自己的浅薄。也需要大量的补充。写这个系列对我本人也是一次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和认识论的全新思考。
另，中国从根本上来说不是一个宗教信仰的国家。中国人的信仰方式是祖宗信仰、历史信仰、文化信仰。道家和道教，尤其是两个区别的概念。道家思想对中国文化的影响深度要远远高于道教。道教也是道家思想影响下的产物。当然，道教思想也有它独立于道家思想的内涵。
这两天正在看一部系列片《和谐拯救危机》，是净空老法师对中国传统，尤其是儒佛两家思想的访谈录。结合前些天写的墨家思想和我以前写的《快乐哲学》相关内容，我觉得自己必须对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再进行一次梳理：“利”对人类社会发展的影响。因此，在写道家思想之前，我会先写一篇《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说一说“利”》
《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说一说“利”》
这是一篇我花了大量心血写成的文章，恳请刘先生和其他朋友予以批评指正。
现在在外地开会，阅读和写中文不方便。周四早上才能回到学校上网，认真读完后争取周末回复。
正如作者所言，这篇文章堪称心血之作，更是难得的佳作。当然，其中许多观点很有趣，很新颖，也非常值得网友们继续探讨。尤其让人耳目一新的是语言的活泼性和生动性，摘录一些个人觉得非常受益的段落，让大家一起来阅读。
“自利社会好比行船，人通过各种技术（社会制度）实现了船对水的平衡和行进，但在风暴面前这种平衡会被轻易打破。更可怕的是因为船员的心不齐，还不等风暴到来，矛盾与争斗已经使得桅倾船毁。自利社会又好比所有的水珠汇集成了一条河流，河流的方向就是所有水珠相互作用后“多数决定”的方向。然而这并不能保证流向的正确。千千万万水珠所汇成的强大力量极有可能形成一种破坏和灾难——洪水。自利社会更好比走钢丝，“自利＋制度”所维系的社会秩序是一种恐怖平衡，当平衡建立的时候一切都“看上去很美”，但平衡一旦打破就会发生危险。人类社会已经走到了需要抉择的新的十字路口，“生存还是毁灭，这是个问题”。”（天涯孤舟）
文章许多部分真是太精彩了，不得不赞。我已经考虑好未来我的新作中，不仅吸收西方理论和国学文化的精髓，同时阅微堂上本身发表的文章也是我的文章体系的理论辅助。我在新作中也会广泛引用阅微堂上网友发表的文章或是系统的理论讨论，包括孤舟的文章，ppeesshr网友的文章和大伟的评崛起策等，这些都在互动中提供了宝贵的思想理论资源。
由于今天才回来，马上还有许多事情处理，关于文章内容的点评还会逐步进行。多谢孤舟为我们奉献的好文章，这样正好体现了群策群力的集体协作精神，希望更多网友能够出来写作发表。另外就是建议孤舟不要写得太快，现在这样两到三周一篇很好。因为我的新作开始的时间可能要到五六月，正好孤舟你提供给我们的文章可以让我们在这段时间继续阅读到系统理论的论述。
这篇文章所提出的想法其实也是有待商榷的。因为这个题目太宏大，涉及到对人类未来发展大方向的判断。虽然我文章中明确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但却很希望能听到其他人的意见。另外，这篇文章提出了方向的问题，却没有提出实现的方法。而最难的地方，恰恰在如何实现它。
写这篇文章的目的，是基于大家都在谈的“不能全盘西化”。我们都说不能全盘西化，那么我们“能”什么？怎么样才不是全盘西化却又不是保守和落后？西化到底有什么问题？根本的原因是东西有别，还是西方文明有根本的局限？还是二者兼而有之？大型公益片《和谐拯救危机》中引用汤恩比《展望21世纪》中说的21世纪拯救人类的是儒家思想和大乘佛法。象片中所讲的靠儒家的仁爱思想和佛家无欲思想及善恶因果论是不是就是人类的未来？否定“利”的思想能不能支撑起整个人类社会的基本架构？我们在向中华传统文化中寻找中国和人类未来的答案的时候，是不是简单的“回到过去”就可以了？传统回归的时候是不是也需要反思？东西方文化是不是水火不容，非此即彼？——太多太多的问题，促使我写下了这篇文章。可能我提出的并不是一个完美的答案，但对这些问题思考真的非常非常重要。
刘先生文章开始之前我还会写几篇文章。因为手上其他事情比较多，所以更新还真不会太快。此后打算写的大概包括道家思想、法家思想、儒家思想（分为先秦儒家和“经学、理学、心学”两部分）、佛教思想、道教思想、其他思想。也不排除象《利》这篇这样比较综合的内容。
两段非常具有新意的讨论，感觉受教了。我读了孤舟这篇文章后感觉并不是单独针对一家思想来谈的，正如上篇谈墨家的一样，根据预告我觉得这篇会重点谈道家，但是感觉这篇谈的内容非常广泛，几乎有涵盖先秦诸子主要思想的感觉。这样的分析感觉非常有气势，而且很全面，而对于第一篇单独谈墨家的文章，我也觉得特别喜欢，已经收录到自己珍藏的文章栏目。
关于本篇文章中性善性恶的讨论，非常具有新意。本来我们一般认为西方基督教的原罪理论导致了西方近代哲学的性恶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罗马书），进而从性恶论推倒到政府之恶，进而产生三权分立和法治等现代机制之必须，以制约权力之恶；而一般认为东方哲学尤其是儒家强调的是性善论，君子有恻隐之心、羞恶之心、恭敬之心、是非之心（孟子），进而在哲学上延伸到人性善的源泉，最终影响到中国政治中“德治”而非“法治”的行政行为基础。
其实性善性恶极为复杂，西方哲学中也有强调性善的部分，而中国哲学中也有强调性恶的成分，这的确需要详细考察。而孤舟这里结合了两种面向而提到的“人性本利”的确值得我们深思和讨论。我现在还没有成熟的看法，但是读到这样的文章就感觉到真正有所得，让自己有长进，在这个基础上还需要继续加深相关阅读，才能提出进一步的论证和观点。这就是我们讲的好文章，让人受益的文章吧。
期待孤舟的下一篇。
孤舟这里的讨论，已经涉及了中国古代哲学的一个核心问题：义利之辩。想缕清这个话题，没有对比，特别是儒家、道家和法家，是很困难的。在叙述我的观点之前，简单说一个提法的问题。孤舟文章中所说的‘法家源于儒家的荀子’，这个提法有些问题。除韩非外，法家还有许多著名的代表人物，如管仲、商鞅、申不害等。
义利之辩，是儒学中的一个中心话题。对于义利，我认为，其含义也已远远超出了其字面的含义。但在讨论‘义利’之前，我们还是先读下两段大家都非常熟悉的儒家经典：
论语子罕篇：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
孟子告子章句上：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
这里的‘色’、‘生’，都属于‘利’的范畴。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在儒家思想的本源上，既没有要试图将‘义’和‘利’直接对立起来，也没有试图要否认‘利’，而是承认了人对‘利’的向往。但是为什么我们对儒学通常的理解上，都认为儒学否认‘利’的。如朱熹所说的‘存天理，灭人欲’等等。但是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
义和利在不同的层次上，我们可以作出不同的解读。例如在个人层面上，可以认为义是道义，利就是利益；在社会的层面上，‘义’可以理解为社会义务，而‘利’可以理解为个人权利；而对国家来说，‘义’用句时髦的话将，就是全社会的和谐稳定，‘利’则是国民财富或者国家财富。
首先从国家层面上看‘义’和‘利’。对于国民财富的产生，亚当斯密认为其决定于两个因素：1、劳动力的技术；2、劳动力和总人口的比例。其中第一个因素，又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这个结论用于研究西方，无疑是正确的。但是如果我们回顾中国国民财富的历史，却可以发现又有些不同。这里我们应当明确的一点是：在历史的大多时期，无论是民主政府、还是封建统治者，对国民财富关心的重点都在于国民财富的总量，或者说国家财富，而不是人均财富的多少。
中国的人口规模自1000年以后，一直保持在五千万以上，而同时期的西方各国，不过是百万的规模。1820年，欧洲人口最多即便到了拿破仑时期的法国，其人口也还不到三千万，而被西欧各国视为庞然怪物的俄罗斯，在1820年时的人口也才5500万左右。而与此同期的清朝，人口已经达到3亿8千万的规模。（数据来源：世界经济千年史）
在这样的人口规模下，中国只要没有出现大的社会动乱，如朝代更替、农民起义等，国家财富的积累是及其可观的。如在‘世界经济千年史’第二章关于中国的一节中就有这样的描述：‘1820年时，中国的GDP比西欧和其衍生地的总和还要高30%’。这里的西方衍生国指的是：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用这个例子我们可以明白，对于中国的统治者而言，财富积累的关键并不是在于技术革新，而是社会的稳定。如孤舟所言，中国的历史永不休止地出现治乱的循环，但这并不是儒家思想的原因。以朝代更替为标志的治乱循环，并不是中国所特有，对比欧洲、日本的历史，我们一样可以发现类似的历史事件。儒家思想的不断发展，其所要解决的最大难题就是如何摆脱这个治乱的循环。虽然封建社会最高权利的传承体制，注定了无法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难题，但是儒家的努力，却并不是没有成果的：例如，中国社会就形成了为后人诸多诟病的‘超稳定结构’。
国家的追求，势必直接影响到其对人，特别是封建社会中‘读书人’的社会要求上。对于这一追求，中国社会的思想支柱儒家，必须要对它给出理论上的解释和支持。因此，儒家思想的追求重点长期着重于‘义’，而不在‘利’。在社会责任和个人权利之间，更加强调人的社会责任。例如我们从中国的传统教育中，‘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样的警句，数不胜数。而西方的一些现代政治理念，如民主、人权、自由等，所强调的则更多的是个人权利。
虽然在‘义’和‘利’之间，儒家主张舍利取义，但是不是就是说，儒家就否定了‘利’呢，我认为不是这样的。儒家的启蒙经典‘增广贤文’就有这样一句：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对于儒家来说，由于人的本性，不需要任何鼓励人就自觉地会去追求‘利’。但‘义’，却是即便通过长期的教化，也不是每个人都可以遵守的。儒家并不认为不应该追求‘利’，只是要求人能正确地逐利，反对只是为了利而逐利。
这里就涉及到对人社会行为的约束上，如何对人的行为进行约束，分歧最明显的在我看来，就是法家和儒家：儒家主张通过道德约束，法家则主张通过法律约束。虽然儒家的主张，在法家来看也是很好的，但却只是空谈，就象阿基米德说能撬起整个地球，但却没有告诉人如何获得这个支点。对于法家来说，人是不是有道德、是不是要逐利，都不是他所关心的范围，他关心的是人能不能遵守法律。法律是社会道德的最低标准。虽然在韩非子中，有‘儒以文乱法’一语，但我并不认为就能以此说他反对儒家思想。对于法家来说，法律是否完美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法律是否能被彻底的执行。如果有人批评法律的不完美，并因此影响到法律的执行，这个行为在韩非来看是必须要制止的。
最后谈下‘无为而治’。现代西方国家的‘小政府’，和老子的‘无为’之间，在我看来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虽然很多人将其相提并论。
西方的‘小政府’，建立在对人社会行为的两个假设前提之上：1、每个人都关心并懂得如何保护自己的利益，并努力使自己的个人利益最大化；2、每个人都对自己的社会行为负责。西方今天的政治经济体制，可以说都是这个思想的延伸。在满足这两个前提条件的情况下，政府对社会生活的干预不仅仅是不必要的，甚至危害了社会的正常运转。但是从西方的近代历史、和中国众多对西方社会体制的理解来看，我们大多都只注意到由第一点带来的自由，而忽略了第二点：责任。事实上，作为一个整体，人不仅仅是近视的，而且也是不愿意为自己的行为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例如此次的金融危机后，众多要求政府救市的呼声，其实就是要求政府为自己的错误买单。老子主张‘无为而治’，其出发点是‘上有所好，下比甚之’。所谓的‘越王好勇，其民轻死。楚灵王好细腰，其朝多饿死人’，为了‘使民不争’，政府应当‘清心寡欲’。
但无论是老子的‘无为’，还是现代西方社会的‘无为’，是不是就一定比儒家的‘有为’高明呢，这里就暂不深入讨论了。
大伟的参与，使讨论一下子生动了起来。今天时间晚了，改天好好消化一下再来和大伟探讨相关问题。
不好意思，这段时间比较忙，没有及时回复大伟。
首先承认我对法家的定义不准确，我这里主要指的是韩非子。
大伟的论述很有参考价值。关于儒家思想我会有专门的文章进行阐述。从“舍生取义”这样的教诲来看，儒家从根本上还是认为义和利相对立。或者说，强调仁、义等才是更重要的东西。而我想说的是，仁、义存在的价值，是因为他们恰恰符合“利”。二者是统一的而不是对立的。只有说透了这一点，才有可能在整个社会形成普遍的共识。否则，就仅仅是一种道德感召。在人类社会的发展当中，道德约束力是维系社会秩序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往往不是主要部分。即使在强调仁义的儒家思想为主流意识形态的古代中国，真正维系社会秩序的还是礼和法。近代西方国家的现代化进程开启，从某个角度讲，正是因为在思想意识上承认了人“逐利”的合理性，并加以引导和规范。其所激发出的人类创造力以足教人叹为观止。因此，我在文中一再强调、反复论证人有“逐利”的天性。社会的发展不能绕过它，更不能压制它。《和谐拯救危机》中，净空老法师对人类社会开出的药方是重新用儒家思想进行人们的思想武装，通过教育、教化使人们的心灵重归古朴，从而消弥争端，实现人类世界的真正和谐。节目中展示了净空法师在他的故乡安徽汤池镇成功进行的教化试点。并试图告诉人们，唯有教授孔孟之道才是拯救人类危机的根本大法。这个公益节目是中央电视台录制的，虽未在电视媒体播出，却隐隐透着国家意志。我认为，单纯通过教化而使人们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的努力基础是非常脆弱的。只有将“仁”、“义”和“利”结合起来，明明白白的告诉人们宣扬仁、义就是追求实现人类、社会、国家和个人的大利。这样的教化才有可能引起人们的共鸣。学唱歌的人都知道，只要“共鸣腔”做好了，不用什么力气就能发出非常洪大的声音。
反过来，一味强调利，特别是自利也是不对的。自利社会已经呈现出种种弊端，并且有可能将人类社会引向毁灭的深渊。这也是我文中反复论证的观点。因此，最终我得出的结论是要推动“互利社会”的建设。当然，这有一个时机是否合适的问题。是否中国未来10～20年的任务就是这个并不一定。但认清这一点后有助于我们重新认识西方文化，重新审视我们从对西方文化的评价。我们说不能全盘西方，不能盲目崇拜西方。但真正能说清楚为什么的却少之又少。最多说“中国有自己的国情”。如果不能认识到西方近现代文明的本质缺漏，就不可能得出“不应该盲目崇拜西方”的结论。顶多只能说：西方的一切都是最好的，只不过中国很倒霉，国情决定了我们不能全盘西化。
下一篇将继续道家思想的写作，正在做一些准备。
无为而无不为——谈谈道家思想
http://blog.tianya.cn/blogger/post_show.asp?idWriter=21363&Key=129650770&BlogID=140012&PostID=16915252
多谢，期待很久，打印出来了带回家看。
以前我们在学习和讨论福利国家在欧洲发展的时候，都要讲到欧洲社会福利国家的哲学基础和文化来源，按照以欧洲为中心的观点，欧洲的社会福利制度和福利国家的哲学基础是与西方文化特别是基督教的“爱人如己”的博爱思想以及文艺复兴之后的人道主义思想紧密相连的。而非西方国家的文化往往被认为是缺乏这样的哲学基础支撑的。但是通过孤舟创造性地运用“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来解释现代福利国家，我们不仅看到中国具有丰厚的哲学基础和文化积累，而且几乎任何一个现代化的进步领域我们都能找到中国文化和中国哲学的对应。其实不仅从道家思想，也可以从儒家思想和墨家思想中探讨社会福利国家的来源的哲学基础。
通过读孤舟的三篇文章我最大的感受是，文化需要我们自身的再建构，需要阐释和再阐释，欧洲的基督教文化在中世纪而言，人们看到的更多是现代化和理性化的障碍，但是通过宗教改革和文艺复兴的阐释和再阐释，一种反而是符合现代化和理性化的哲学基础就被建构出来了。人类的前进其实都是继承，再阐释和创新基础上的前进，而不是与自身固有文化的决裂。只有认清楚了自身文化的短处，同时也认清楚了其长处和优点，进行合理的阐释论述模型的创新，一个国家才能真正为自身和世界提供理性文化的源泉。
“让我们再来看看大自然。大自然几十亿年以来有条不紊的运行着，而整个宇宙更井井有条的运行了数百亿年。这种运行没有任何人为的干预，万事万物却始终能各就各位，各尽其职，各司其功。日月星辰、山河大地、花草树木、鸟兽鱼虫，各按各的方式行动，却能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使得整个自然界生机勃勃，欣欣向荣。这不得不令人惊叹。”
读到这里，总是联想到现代功能分化社会各司其职的运作，功能分化是否可以理解为某种程度上的“无为而无不为”（各系统的自治运行）呢？
现代社会的很多新思想的确在中华文化和中国哲学思想中能够找到根源。例如“自由、民主”这样的理念在庄子逍遥、齐物等思想中就能找到源流。结合现代社会的发展，对中国文化进行重新的阐释的确非常重要，是中国人必须要完成的一门功课，一项任务。
然而另一项重要的任务，是发掘中国传统文化中不同于西方进现代文化，却对我们今天依然有着重大意义的内涵。这是我们的文明最终可以比肩西方，甚至超越西方的基础。在这篇文章中，我很少谈到庄子，正是因为庄子的很多观点虽然能很好的契合我们当代人的思维，甚至与西方的一些思想能够相通，但并不足以体现出中华文化的独特性，并不能让我们在西方进现代文化之外去发现更多的意义（这一点上，也许我的认知有局限，希望能抛砖引玉）。
在写道家思想什么内涵的问题上我反复斟酌过。我觉得“道法自然、无为而治、以弱为强”这三点上是最值得我们当代人反思的，尤其具有深刻的哲学内涵。“道法自然”是道家思想的根，“无为而治”和“以弱为强”是它最重要的推论。它颠覆了我们深受西方文化影响的思维模式。让我们能暂时停下脚步来思考到底什么才是真正的“王道”。
现代功能分化社会也许比老子本身的理想国更接近于“无为而治”的境界。在老子五千言中，始终有一个“君王”存在，即使是“不敢为天下先”的君王依然是一个独立的存在。老子所说的一切其实都是在教君王如何更好的治理国家。然而大自然是没有“君王”的。一个没有君王，没有“统治者”的功能分化社会，才真正是一个无为而治的社会。
我们的祖先的确很伟大，但却不用对他们盲目崇拜，用一种理性的眼光去剥离他们思想中的精髓部分是当然中国人应有的治学态度。否则，我们就只是在回归而不是在发展。
非常好的评论，我在新作中将吸收多种理论和文化资源，包括阅微堂上系统发表的论述，我都将在新作中运用为理论资源，包括孤舟对国学文化的讨论，大伟的评崛起策以及ppeesshr网友关于小农经济的全方位论述。我也将在新作中引用这些网络理论资源，并向大家介绍推广之。
关于本篇文章，我还有一些评述和看法，希望周末能够有空详细加以论述，多谢孤舟了。
另外我准备在五月初正式开始新作，将发表第一篇。